很简单，我们尚未充分表达和协调“创新与创造力”，“研发与创业”的各自定义和关系。舆论似乎通常会混淆创新和创造力。

创新和创造力

舆论似乎通常会混淆创新和创造力。这也许是文化系统的问题。然而，创新并不是一项发明。创新总是很难被定义和衡量，它既是复杂的过程，又是显现的结果。并且只有被市场承认，才能被叫做创新。企业只有承担起创新带来的风险，才能享受到它的价值。

创造力则更为简单，更加实在，更易辨认，直接导向某个发明。获得和激发创造力可以加速和简化已有的流程。创造力并不需要市场的认证，它的存在只是很简单地开发大脑，引导知识的学习，促进感知、比对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其风险是内在固有的。

知识对创造力有损害，它会杀灭由感性，观察，重复的经验，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所组成的创造性。技能对创造力同样有损害，它们使得自然地跨越从职业到建构的过程变得相当困难。

科学、创新和创业并非严格的上下游关系。创新可以为科学研究和企业发展技术所激发、规整，最大的共通点是它们都源自我们可怜的教育系统。

研究和创业

正如SIE网络精确陈述的那样，过多的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定让自己的天赋服务于大公司，在那些有时远离他们自己偏好和擅长的领域打拼。尽管他们通常能做得很好，出人头地，却不能可持续地增益他们自己研究爱好的附加值。在今天的法国，纯科学的事业并不能很好地价值化。明天的世界却仍充满着技术和科技的挑战，需要我们找到解决途径。从根本上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技术创新。蒙田研究院也给出了同样的陈述，法国有太多的工程师文凭获得者在从事非工程师职业，甚至在非工业的领域工作，其主要集中于金融界。

为什么这么多有天赋的学生会选择去美国增加经历呢？很简单，他们需要寻找与法国习惯性的教授抽象知识相比，更加实在有用的创新和创造力教育。为什么他们接下来会选择留在美国？很简单，因为这份受教经验在科学方面的水平远高于外国同级别的文凭，让其拥有一个受追捧的简历。

工程师能够有效地支持一项技术从实验室的工作台转移至工业规模化和商业化应用。博士们有更多的机会在这种对创业高敏感，高支持的教育中，做好从科研到进入创立企业的衔接。如同Stéphane Mallat，综合理工学院教授，所多次陈述的那样，“研究，看起来很奇怪，竟然却是企业创立的一场上好的培训。第一步是完全相似的，寻找支持、集资……”但更多的是“创立一家技术企业，是决定依托技术创新成为世界上该领域内最好的一个。”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简单的解决方案

转变我们的创业文化

我们的心态需要被“格式化”，公共科学研究需要被引向应用。而这能够引起对公共机构的技术问题向初创企业转化的重新评估。这点的前提是研究人员-创业者能够融入自己的科研本身。François Nemo曾经完美地分析了我们经济文化的问题：基于知识而非基于经验。“是法国发明了所有高度有序的，笛卡尔式的，理论化的大项目，大学校，大的管理体系这一切。发现在今天这种开放的世界，多文化的冲击，网络交流模式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环境中，那些数代人都在等级制度最高层的管理者突然认识到了自己的极限。政治和经济学院的高度选择性和精英文化阻碍了创业者的创造力精神。”

在我们的学习和其他各层面重新平衡知识和经验
蒙田研究院所谓的“创立经验科学中心”正是此意，允许学生自由使用实验室设备，由在实验室完成的研究性论文认证硕士学位，之后可进入他们所喜欢的美国大学如MIT，哈佛或斯坦福，这将是一个真正连结研究人员，学生和创业者的培育基地。因此应该大力推行两种模式：一种是类似于实验室/学院相结合的La Paillasse；另一种是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后者诞生于“ ‘做你自己’运动”中，它集中于生物技术，并且向公众完全开放。

逆转技术文化和概念文化

通常在法国，我们是通过组织和融资的手段定义创新，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资金，也不在技术。它驻扎在商业模式的创造性中，在项目的价值主张中，在法国最擅长的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中。

所以在避免混淆创新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相对创新，应该加强创造力。

当然也建议加强大公司的研发部门和新创企业的合作与联系，绑定相关资金链。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最大的财富，而创业已经成为了他们自有的文化。给他们的蓬勃发展提供环境，他们即会成为下一个AMGEN，一家1980年由三个研究人员组建的公司，如今已经有18000名员工，140亿美元的销售额；他们即会继续Roland Moreno的脚步，智能卡的发明者，拥有高超的商业运作技巧。公众本应该赋予他成为另一个苹果公司的力量，到如今拥有70亿张卡在市面流通，而其实他曾花费了差不多八年的时间去说服银行家和工业界人士他的发明并不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