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夫妇设立香港公司在华收集个人信息公诉
外籍夫妇设立香港公司在华收集个人信息公诉
2003年韩飞龙夫妇在香港注册了中慧公司，2004又在上海注册了摄连咨询（上海）公司，对外开展商务咨询调查。韩飞龙在香港的中慧公司实际上并无办公场所和接待人员，在对外联系业务时，用的是中慧公司的名义，通过秘书台转接到其手机上。韩飞龙告诉记者，他们主要受客户委托进行商业调查。
在谈到如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时，韩飞龙和其妻子都声称他们的信息主要靠收集客户本身的内部资料，以及网上等公开的信息源。但在需要做背景调查而他们又做不到时，就会找其他咨询公司来做，或者提供资料，这些资料中就包括公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背景信息，户籍情况，身份证号码，甚至是否有前科，以及出入境信息，航班信息，房产信息等。当有客户怀疑其员工是否花高价购买了两辆奔驰，韩飞龙还应客户要求调查这些车辆属于谁，非法获取车辆信息。警方在办案时，查获了韩飞龙非法获取的大量手机通讯记录，涉及湖北、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6省市。韩飞龙夫妇承认，至少有30%的调查需要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从2003年至2007年，韩主要向周某购买个人信息，后来和刘某一直合作到2012年，2012年夏天开始与蔡某合作。每条信息的价格在800元到2000元不等。
2009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在中国入刑，此后直到被抓，韩氏夫妇仍然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去年年初刘某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抓获，后又被取保候审。韩飞龙夫妇在与刘某联系后，“知道有问题”，但此后韩飞龙仍然向蔡某购买了公民个人信息。
韩飞龙夫妇将这些信息来源当成一种资源，在电脑档案中把周某、刘某和蔡某用英文标识，以防其他员工知晓和接触。
但据调查，购买只是韩飞龙夫妇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之一，其他获取的手段还包括调取私人短信、邮箱，偷拍等。为了调查一个物业公司，韩飞龙派人应聘物业员工进行偷拍；为了调查酒店情况，还派人应聘酒店员工。
>>谈收入
进行非法调查年入上百万美元
根据韩飞龙夫妇的说法，从2003年至案发，他们共做了700余个调查案例，每年的收入在上百万美元，已经记不清非法获取了多少个人信息。由于2009年之前非法获取信息还未入刑，仅从2009年计算，韩飞龙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数百条。
韩飞龙的客户广泛，既包括大型在华跨国公司，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涉及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他们所非法获取的信息对象，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涉及16个国家的近千家公司和大量个人。证据显示，德国一家知名汽车公司，曾委托韩调查中国分销商、高管是否有腐败和道德风险。另外，来自美国的钢铁公司、采矿机械公司，德国的电缆公司，英国的发动机公司，丹麦的服装公司，芬兰的空调配件公司，瑞士家具公司，都曾是韩的客户。韩飞龙会随机给每次调查起名字，“蝎子计划”“鹅计划”“马勒计划”“黑刺李计划”等等，但这些名字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
>>谈个例
声称为GSK中国服务时被欺骗
谈起与GSK中国（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合作，韩飞龙有些激动，声调也逐渐升高，“马克锐欺骗了我”。
去年4月，GSK中国业务总经理马克锐、法务部总监赵虹燕等高管找到韩飞龙，声称所谓的举报者向中国工商部门和GSK各部门写了匿名举报信，举报GSK中国存在商业贿赂行为，让韩飞龙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韩飞龙要求看举报信时，被对方一口回绝。当时GSK的说法是举报内容属于子虚乌有，是一种污蔑，他们不是要韩飞龙调查问题，只需要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并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双方最终商定的价格为20余万元，GSK先期支付了10万元定金，这就是被媒体热炒的“蝎子计划”。在此次调查中，韩飞龙以1000元的价格，从蔡某处购买了数条公民个人信息，还未付款就被警方抓获。
去年6月份，韩飞龙向GSK中国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写了匿名信，这份调查报告也证实了GSK中国对所谓举报者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随后，韩飞龙终于看到了这封匿名举报信的内容，“很吃惊”。韩飞龙认为举报信的内容很详细，作者的英文应该非常好，不像是一个人所写。韩飞龙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封举报信肯定是有根据的，“举报的内容应该是真的”。
2013年年初，警方在调查临江旅行社资金异常时，发现GSK中国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当年6月，公安部部署长沙、上海、郑州等地警方侦办此案，并于当年6月和7月先后开展抓捕。
当年6月，韩飞龙从媒体上得知警方正在调查GSK中国后，开始评估整件事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马克锐欺骗了他，“被利用了”。在看到报道后，他曾经见过马克锐一次，明确告知对方，他不可能再为GSK提供服务。
>>谈家庭
有童话般爱情鼓励儿子坚强
韩飞龙和虞英曾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1979年，韩飞龙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当一名英语老师，并在那里认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虞英曾。也是在那时，一名书法老师为他起了“韩飞龙”的中文名，寓意“飞龙在天”，韩姓取自韩非子。后来，韩飞龙还在路透社担任记者，之后在普华永道北京分公司担任商业调查及内部调查部总监。原是北京人的虞英曾是一个下乡知青，后赴美国并入籍，十余年后两人在美国相遇，恋爱结婚，韩飞龙将其形容成一个“童话故事”。据看守所民警介绍，在看守所，两人仍然在互传纸条写情诗。两人的儿子的中文名也是“韩”姓，今年刚刚高中毕业。
谈起自己的儿子，韩飞龙面露笑容。
他告诉记者，在会见律师和英、美使领馆人员时，夫妇俩经常通过他们与儿子互传纸条和信件，鼓励儿子要坚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一个月前，韩飞龙还与儿子互通信息。两周前，韩飞龙会见了律师。
>>谈现状
认识到错误感到后悔和抱歉
韩飞龙和虞英曾说，在看守所里，看守民警对他们很好，很亲切。民警会在指定的医院给他看病，医师对他也很好。
经过近一年的高墙生活，韩飞龙和妻子都认识到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做法的错误。韩飞龙说，他并没有故意要触犯中国的法律，并为他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伤害而感到羞愧和后悔，“向他们表示歉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飞龙连用中、英文说了两遍道歉。
虞英曾也说，她以前认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存在侥幸心理，现在“知道错了”，并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和抱歉，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轻处罚。
揭秘商业调查内幕
专业团队不愿接“出轨”调查
7月11日上午，北京市万寿路附近一商场的咖啡店内，从业14年的“商业调查师”谢鹏侃侃而谈，讲述着他的从业经历。一身运动装的谢鹏置身人流中，很难看出其不同之处，“这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就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谢鹏的“调查”行动也在进行中，只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冲到最前线，而是以安排、指挥手下人开展行动为主。
商业调查究竟是如何进行，谢鹏认为，私家侦探的概念给商业调查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其实两者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商业调查中，很多信息是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去查到面向所有公众的公共信息，比如工商注册信息、股本构成等。而专业的商业调查，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段，拿到更为详细的商业信息，“公开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毕竟是有限，通过律师等的配合，我们能查到更深入的一些信息”。而往往正是这些更为深入的信息，商业调查师从这些细枝末节中发现了重大线索。
从业14年，谢鹏的业务已经从分散化转向专一化，“我的机构现在主要服务于几大国际知名品牌，为他们进行知产保护等商业调查”。而打假也成为了谢鹏的机构所从事的重要业务之一。而说起“私家侦探”的概念，谢鹏则表示，自己的机构也接手过类似业务，其中最多的就是“婚姻忠诚度调查”，通俗讲就是受夫妇中的一人所托，调查其配偶是否出轨。这类的调查往往难度并不大，但他们却并不很愿意接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我是很坚持这一点的”。
事前信息分析要耐得住寂寞
在调查进行之前，进行大量的信息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谢鹏说，调查之前的信息准备，有时会细到某地和某地之间每天有几趟长途车、票价又是多少钱等这样的细枝末节。以打假类的调查为例，谢鹏表示，进行打假调查，在得知造假售假者的情况后，他不会选择蹲守、跟踪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方法，而是装扮成所涉及的制假行业的参与者，直接和制假造假分子打交道。
而在和这些人打交道之前，谢鹏早已做了足够的功课，对这一行业、所在地区等信息了如指掌，“只有你表现出对这个行业全面了解，对方才会信任你，否则调查根本无从开展”。谢鹏说，为了表现出对行业的了解，他能熟练地说出这个行业的成本、利润、运营模式，甚至行业内的一些专业术语、暗语他都一清二楚，“最细能细到将假货从制假者所在地区，运到另一地区，物流成本是多少”。对行业了解到这种程度，一般对方很快就打消了疑虑，调查也就得以能顺利进行下去。
敢于制假的人不乏亡命之徒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此与他们打交道的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可能你只是搞不清一个小细节，就会被对方看出，调查开展不下去倒还好说。对方一旦翻脸，面临生命危险也并非不可能”。
谢鹏说，文学、影视作品把商业调查描绘成神秘莫测、惊险刺激的行业，好像每个商业调查师进行每一次调查，都如福尔摩斯破案一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调查师绝非个个都是身兼多能、艺高人胆大，总是冒着危险深入虎穴。谢鹏强调，许多调查师实际是以案头的信息分析为主，“做信息分析，是要求调查师能耐得住寂寞”。
工作中伴随难以预料的危险
不管是打假还是其他各类型的调查，伴随这些调查而来的将是难以预料的危险，这些危险有时是人身伤害，生命危险同样随时会出现。在谢鹏14年的调查生涯中，由于调查而产生的各类危险已经不计其数，谢鹏基本都安然躲过，但就在去年，谢鹏还是为此而受了伤。
谢鹏回忆，去年他在昆明完成了一个关于品牌服装的打假调查，证据固定后，当地主管部门采取行动，对制假售假进行了查处。然而就在结束调查，开始准备离开昆明时，谢鹏遇到了危险。谢鹏说，当时他由东向西走在昆明某城中村的一条胡同内，迎面走来一个男子，“我觉得这人面熟，调查期间好像是在一个大批发市场总是看到他”。然而当两人距离还有四五米时，这名男子却没有要躲闪谢鹏的迹象，而是继续向前走。
当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谢鹏突然觉得右臂后侧一阵异样的感觉。迎面走来的男子则突然飞奔起来，很快消失在杂乱的胡同中。谢鹏快步走出胡同到了大路上发现，右臂后侧有一道三四厘米长的伤口，已经有鲜血流出。在经过治疗后，谢鹏与警方一起查看监控录像时发现，对方就是在两人身体接触的一瞬间，用一个利器划了谢鹏的胳膊，“但是速度太快，监控录像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
谢鹏说，自开始做商业调查的那一天起，他就对可能面对的危险有了心理准备。
打法律擦边球也怕害人害己
英国籍商业调查师韩飞龙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而被捕，此事在商业调查行业里引发轩然大波。商业调查的边界和底线究竟是什么，面临的法律风险又有哪些，商业调查行业内部一直以来也有着不同认识。
谢鹏认为，这个行业是必须要有“底线”的，有些调查领域绝不能涉足。针对私人的电话监听、通话记录查询、账户信息查询等等，这些业务是肯定不能做的，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公安机关也必须是在确定涉嫌犯罪，且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商业调查机构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这类调查。此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也绝不涉足，谢鹏说，曾有人试图通过他们获取某些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但他们是坚决拒绝的，“且不说有没有能力去搞，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你并不清楚对方要这些法律文书的意图是什么，肯定不能接这种单”。
虽然底线明确，但谢鹏也提出，商业调查有时确实是接近法律的灰色领域，甚至有时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谢鹏说，某些调查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会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求助于职能部门去获取一些信息。虽然最终搞定了调查，但是却提心吊胆，“通过自己的人脉来开展这个行业，很担心是否会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牵连了朋友，总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底线、边界明确，虽然是商业调查行业的共识，但不知不觉走向“雷区”也并非个例。韩飞龙就成为近些年这个行业走进雷区、触碰底线的一个典型例子。谢鹏说，行业里所有“玩栽了”的实际上使后来人更加谨慎，但是这个行业还将继续下去。
专家观点
商业调查应有明确底线
昨天下午，就商业调查面临的法律风险问题，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专家洪道德。据洪道德分析，无论是商业调查，还是私家侦探，这个行业无疑要面临各类法律风险，但这个行业也应该有其明确的底线。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法律的范畴内，调查、取证的权力由公安、检察院、法院掌握，其他任何机构都无刑事调查权。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绝不能涉足刑事调查领域。
而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公民及法人在诉讼中有举证的权利，那么必然就要涉及到搜集证据和信息，如果公民和法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有效取证，则可以借助于商业调查、私家侦探等专业机构。但这些机构在民事领域的调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及信息的使用及支配等同样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会在这些领域面临法律风险，一旦其对自身行为没有有效控制和判断，其调查、取证行为必然突破法律的底线。这些机构有可能涉嫌的罪名将包括：非法经营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此外，某些外国在华企业怀疑其内部员工的商业忠诚度或认为其有职务犯罪行为，没有向公安、检察机构举报，反而雇用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进行相关调查，这可能有藐视我国司法权威的嫌疑。
洪道德认为，商业调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底线也是明确的，因此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的相关行为，必须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能随意越界。
2003年韩飞龙夫妇在香港注册了中慧公司，2004又在上海注册了摄连咨询（上海）公司，对外开展商务咨询调查。韩飞龙在香港的中慧公司实际上并无办公场所和接待人员，在对外联系业务时，用的是中慧公司的名义，通过秘书台转接到其手机上。韩飞龙告诉记者，他们主要受客户委托进行商业调查。
在谈到如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时，韩飞龙和其妻子都声称他们的信息主要靠收集客户本身的内部资料，以及网上等公开的信息源。但在需要做背景调查而他们又做不到时，就会找其他咨询公司来做，或者提供资料，这些资料中就包括公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背景信息，户籍情况，身份证号码，甚至是否有前科，以及出入境信息，航班信息，房产信息等。当有客户怀疑其员工是否花高价购买了两辆奔驰，韩飞龙还应客户要求调查这些车辆属于谁，非法获取车辆信息。警方在办案时，查获了韩飞龙非法获取的大量手机通讯记录，涉及湖北、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6省市。韩飞龙夫妇承认，至少有30%的调查需要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从2003年至2007年，韩主要向周某购买个人信息，后来和刘某一直合作到2012年，2012年夏天开始与蔡某合作。每条信息的价格在800元到2000元不等。
2009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在中国入刑，此后直到被抓，韩氏夫妇仍然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去年年初刘某因涉嫌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抓获，后又被取保候审。韩飞龙夫妇在与刘某联系后，“知道有问题”，但此后韩飞龙仍然向蔡某购买了公民个人信息。
韩飞龙夫妇将这些信息来源当成一种资源，在电脑档案中把周某、刘某和蔡某用英文标识，以防其他员工知晓和接触。
但据调查，购买只是韩飞龙夫妇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之一，其他获取的手段还包括调取私人短信、邮箱，偷拍等。为了调查一个物业公司，韩飞龙派人应聘物业员工进行偷拍；为了调查酒店情况，还派人应聘酒店员工。
>>谈收入
进行非法调查年入上百万美元
根据韩飞龙夫妇的说法，从2003年至案发，他们共做了700余个调查案例，每年的收入在上百万美元，已经记不清非法获取了多少个人信息。由于2009年之前非法获取信息还未入刑，仅从2009年计算，韩飞龙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就达到数百条。
韩飞龙的客户广泛，既包括大型在华跨国公司，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涉及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他们所非法获取的信息对象，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涉及16个国家的近千家公司和大量个人。证据显示，德国一家知名汽车公司，曾委托韩调查中国分销商、高管是否有腐败和道德风险。另外，来自美国的钢铁公司、采矿机械公司，德国的电缆公司，英国的发动机公司，丹麦的服装公司，芬兰的空调配件公司，瑞士家具公司，都曾是韩的客户。韩飞龙会随机给每次调查起名字，“蝎子计划”“鹅计划”“马勒计划”“黑刺李计划”等等，但这些名字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
>>谈个例
声称为GSK中国服务时被欺骗
谈起与GSK中国（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合作，韩飞龙有些激动，声调也逐渐升高，“马克锐欺骗了我”。
去年4月，GSK中国业务总经理马克锐、法务部总监赵虹燕等高管找到韩飞龙，声称所谓的举报者向中国工商部门和GSK各部门写了匿名举报信，举报GSK中国存在商业贿赂行为，让韩飞龙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韩飞龙要求看举报信时，被对方一口回绝。当时GSK的说法是举报内容属于子虚乌有，是一种污蔑，他们不是要韩飞龙调查问题，只需要调查是谁写了匿名信，并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双方最终商定的价格为20余万元，GSK先期支付了10万元定金，这就是被媒体热炒的“蝎子计划”。在此次调查中，韩飞龙以1000元的价格，从蔡某处购买了数条公民个人信息，还未付款就被警方抓获。
去年6月份，韩飞龙向GSK中国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写了匿名信，这份调查报告也证实了GSK中国对所谓举报者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随后，韩飞龙终于看到了这封匿名举报信的内容，“很吃惊”。韩飞龙认为举报信的内容很详细，作者的英文应该非常好，不像是一个人所写。韩飞龙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封举报信肯定是有根据的，“举报的内容应该是真的”。
2013年年初，警方在调查临江旅行社资金异常时，发现GSK中国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当年6月，公安部部署长沙、上海、郑州等地警方侦办此案，并于当年6月和7月先后开展抓捕。
当年6月，韩飞龙从媒体上得知警方正在调查GSK中国后，开始评估整件事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马克锐欺骗了他，“被利用了”。在看到报道后，他曾经见过马克锐一次，明确告知对方，他不可能再为GSK提供服务。
>>谈家庭
有童话般爱情鼓励儿子坚强
韩飞龙和虞英曾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1979年，韩飞龙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当一名英语老师，并在那里认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虞英曾。也是在那时，一名书法老师为他起了“韩飞龙”的中文名，寓意“飞龙在天”，韩姓取自韩非子。后来，韩飞龙还在路透社担任记者，之后在普华永道北京分公司担任商业调查及内部调查部总监。原是北京人的虞英曾是一个下乡知青，后赴美国并入籍，十余年后两人在美国相遇，恋爱结婚，韩飞龙将其形容成一个“童话故事”。据看守所民警介绍，在看守所，两人仍然在互传纸条写情诗。两人的儿子的中文名也是“韩”姓，今年刚刚高中毕业。
谈起自己的儿子，韩飞龙面露笑容。
他告诉记者，在会见律师和英、美使领馆人员时，夫妇俩经常通过他们与儿子互传纸条和信件，鼓励儿子要坚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一个月前，韩飞龙还与儿子互通信息。两周前，韩飞龙会见了律师。
>>谈现状
认识到错误感到后悔和抱歉
韩飞龙和虞英曾说，在看守所里，看守民警对他们很好，很亲切。民警会在指定的医院给他看病，医师对他也很好。
经过近一年的高墙生活，韩飞龙和妻子都认识到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做法的错误。韩飞龙说，他并没有故意要触犯中国的法律，并为他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伤害而感到羞愧和后悔，“向他们表示歉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飞龙连用中、英文说了两遍道歉。
虞英曾也说，她以前认为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存在侥幸心理，现在“知道错了”，并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和抱歉，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轻处罚。
揭秘商业调查内幕
专业团队不愿接“出轨”调查
7月11日上午，北京市万寿路附近一商场的咖啡店内，从业14年的“商业调查师”谢鹏侃侃而谈，讲述着他的从业经历。一身运动装的谢鹏置身人流中，很难看出其不同之处，“这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就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谢鹏的“调查”行动也在进行中，只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冲到最前线，而是以安排、指挥手下人开展行动为主。
商业调查究竟是如何进行，谢鹏认为，私家侦探的概念给商业调查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其实两者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商业调查中，很多信息是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去查到面向所有公众的公共信息，比如工商注册信息、股本构成等。而专业的商业调查，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段，拿到更为详细的商业信息，“公开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毕竟是有限，通过律师等的配合，我们能查到更深入的一些信息”。而往往正是这些更为深入的信息，商业调查师从这些细枝末节中发现了重大线索。
从业14年，谢鹏的业务已经从分散化转向专一化，“我的机构现在主要服务于几大国际知名品牌，为他们进行知产保护等商业调查”。而打假也成为了谢鹏的机构所从事的重要业务之一。而说起“私家侦探”的概念，谢鹏则表示，自己的机构也接手过类似业务，其中最多的就是“婚姻忠诚度调查”，通俗讲就是受夫妇中的一人所托，调查其配偶是否出轨。这类的调查往往难度并不大，但他们却并不很愿意接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我是很坚持这一点的”。
事前信息分析要耐得住寂寞
在调查进行之前，进行大量的信息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谢鹏说，调查之前的信息准备，有时会细到某地和某地之间每天有几趟长途车、票价又是多少钱等这样的细枝末节。以打假类的调查为例，谢鹏表示，进行打假调查，在得知造假售假者的情况后，他不会选择蹲守、跟踪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方法，而是装扮成所涉及的制假行业的参与者，直接和制假造假分子打交道。
而在和这些人打交道之前，谢鹏早已做了足够的功课，对这一行业、所在地区等信息了如指掌，“只有你表现出对这个行业全面了解，对方才会信任你，否则调查根本无从开展”。谢鹏说，为了表现出对行业的了解，他能熟练地说出这个行业的成本、利润、运营模式，甚至行业内的一些专业术语、暗语他都一清二楚，“最细能细到将假货从制假者所在地区，运到另一地区，物流成本是多少”。对行业了解到这种程度，一般对方很快就打消了疑虑，调查也就得以能顺利进行下去。
敢于制假的人不乏亡命之徒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此与他们打交道的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可能你只是搞不清一个小细节，就会被对方看出，调查开展不下去倒还好说。对方一旦翻脸，面临生命危险也并非不可能”。
谢鹏说，文学、影视作品把商业调查描绘成神秘莫测、惊险刺激的行业，好像每个商业调查师进行每一次调查，都如福尔摩斯破案一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调查师绝非个个都是身兼多能、艺高人胆大，总是冒着危险深入虎穴。谢鹏强调，许多调查师实际是以案头的信息分析为主，“做信息分析，是要求调查师能耐得住寂寞”。
工作中伴随难以预料的危险
不管是打假还是其他各类型的调查，伴随这些调查而来的将是难以预料的危险，这些危险有时是人身伤害，生命危险同样随时会出现。在谢鹏14年的调查生涯中，由于调查而产生的各类危险已经不计其数，谢鹏基本都安然躲过，但就在去年，谢鹏还是为此而受了伤。
谢鹏回忆，去年他在昆明完成了一个关于品牌服装的打假调查，证据固定后，当地主管部门采取行动，对制假售假进行了查处。然而就在结束调查，开始准备离开昆明时，谢鹏遇到了危险。谢鹏说，当时他由东向西走在昆明某城中村的一条胡同内，迎面走来一个男子，“我觉得这人面熟，调查期间好像是在一个大批发市场总是看到他”。然而当两人距离还有四五米时，这名男子却没有要躲闪谢鹏的迹象，而是继续向前走。
当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谢鹏突然觉得右臂后侧一阵异样的感觉。迎面走来的男子则突然飞奔起来，很快消失在杂乱的胡同中。谢鹏快步走出胡同到了大路上发现，右臂后侧有一道三四厘米长的伤口，已经有鲜血流出。在经过治疗后，谢鹏与警方一起查看监控录像时发现，对方就是在两人身体接触的一瞬间，用一个利器划了谢鹏的胳膊，“但是速度太快，监控录像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
谢鹏说，自开始做商业调查的那一天起，他就对可能面对的危险有了心理准备。
打法律擦边球也怕害人害己
英国籍商业调查师韩飞龙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而被捕，此事在商业调查行业里引发轩然大波。商业调查的边界和底线究竟是什么，面临的法律风险又有哪些，商业调查行业内部一直以来也有着不同认识。
谢鹏认为，这个行业是必须要有“底线”的，有些调查领域绝不能涉足。针对私人的电话监听、通话记录查询、账户信息查询等等，这些业务是肯定不能做的，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公安机关也必须是在确定涉嫌犯罪，且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商业调查机构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这类调查。此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也绝不涉足，谢鹏说，曾有人试图通过他们获取某些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但他们是坚决拒绝的，“且不说有没有能力去搞，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你并不清楚对方要这些法律文书的意图是什么，肯定不能接这种单”。
虽然底线明确，但谢鹏也提出，商业调查有时确实是接近法律的灰色领域，甚至有时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谢鹏说，某些调查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会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求助于职能部门去获取一些信息。虽然最终搞定了调查，但是却提心吊胆，“通过自己的人脉来开展这个行业，很担心是否会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牵连了朋友，总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底线、边界明确，虽然是商业调查行业的共识，但不知不觉走向“雷区”也并非个例。韩飞龙就成为近些年这个行业走进雷区、触碰底线的一个典型例子。谢鹏说，行业里所有“玩栽了”的实际上使后来人更加谨慎，但是这个行业还将继续下去。
专家观点
商业调查应有明确底线
昨天下午，就商业调查面临的法律风险问题，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专家洪道德。据洪道德分析，无论是商业调查，还是私家侦探，这个行业无疑要面临各类法律风险，但这个行业也应该有其明确的底线。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法律的范畴内，调查、取证的权力由公安、检察院、法院掌握，其他任何机构都无刑事调查权。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绝不能涉足刑事调查领域。
而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公民及法人在诉讼中有举证的权利，那么必然就要涉及到搜集证据和信息，如果公民和法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有效取证，则可以借助于商业调查、私家侦探等专业机构。但这些机构在民事领域的调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及信息的使用及支配等同样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会在这些领域面临法律风险，一旦其对自身行为没有有效控制和判断，其调查、取证行为必然突破法律的底线。这些机构有可能涉嫌的罪名将包括：非法经营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此外，某些外国在华企业怀疑其内部员工的商业忠诚度或认为其有职务犯罪行为，没有向公安、检察机构举报，反而雇用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进行相关调查，这可能有藐视我国司法权威的嫌疑。
洪道德认为，商业调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底线也是明确的，因此商业调查、私家侦探机构的相关行为，必须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能随意越界。
